“職場性騷擾”這一行為，不僅影響勞動者的勞動權益及人格尊嚴，也關乎單位的口碑和形象。
北京市西城區人民法院審理過這樣一起案例：張某是某商業公司的高級銷售經理，工作中經常借以完成銷售業績帶女同事出差應酬，在酒席中張某時常會與女同事進行肢體接觸，并在聚餐后發送內容不恰當的照片和文字，造成多名女同事困擾。就此事，有同事反映至公司相關部門，公司要求張某寫書面檢查，并保證不再犯錯，可張某的此類行為屢禁不止。后公司以張某性騷擾，多次勸阻不聽，嚴重擾亂工作秩序、違反單位管理規定為由通知其解除勞動合同。張某認為單位處罰嚴重，要求用人單位承擔違法解除的賠償責任。
法院經審理后認為，男女同事之間的交往應當遵循公序良俗，張某的做法已經超出了男女正常交往的尺度，張某在工作中經常通過肢體、文字和圖片對女同事做出騷擾行為，并非偶然發生，且屢禁不止。且公司在員工手冊中明確規定“對員工、顧客或者其他應邀來訪人員惡意攻擊、實施暴力、恐嚇、詆毀名譽、辱罵、發生肢體沖突或猥褻、性騷擾的，情節嚴重的或者造成惡劣影響的，均屬于立即解聘的嚴重違紀行為。”張某對此知曉，張某的行為嚴重影響了企業的正常生產經營秩序，在行業中帶來不良風氣影響，故法院認定公司解除與張某勞動合同的做法符合法律規定。
民法典出臺前，我國法律針對職場性騷擾的概念并沒有具體的界定，而且也只是針對女性作出了特殊的保護規定。民法典的出臺，解決了這方面的困擾和問題。民法典第一千零一十條規定，違背他人意愿，以言語、文字、圖像、肢體行為等方式對他人實施性騷擾的，受害人有權依法請求行為人承擔民事責任。機關、企業、學校等單位應當采取合理的預防、受理投訴、調查處置等措施，防止和制止利用職權、從屬關系等實施性騷擾。民法典上述兩款規定分別從賦予受害人權利和加強用人單位義務兩個角度進行了明確，表明我國民事立法對于性騷擾相關的法律規制采取權利保護主義為主、職場安全主義為輔的立場。
我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弘揚和諧的價值目標和友善的公民基本道德。民法典對于禁止性騷擾的規定，積極引導個人以友善的行為方式處理人際關系，同時也完善了人格權的保護及救濟機制。從民法典開始，明確了我國全面建立反性騷擾機制的要求，從法律層面，打擊、震懾性騷擾行為，同時規定用人單位預防義務，正確引導企業用工、校園環境等領域的健康發展。
（作者系北京市西城區人民法院法官助理，本文由法治日報記者蒲曉磊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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